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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孚縣泰寧古鎮街村漢字題記木板再現民族交融

    甘孜日報    2020年09月07日

    ◎科考團

    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城,因古關帝廟里驚現的漢字題記木板,讓道孚與“南絲路”漢藏民族交融有了更加緊密的關聯和實物佐證。8月31日下午,幾塊拼出“萬家生福”字樣的殘木,為“絲路甘孜·康藏秘境”科考團帶來意外驚喜。這個科考實物的發現,不僅豐富了“南絲路”漢藏民族交融元素,更讓寧靜厚重的甘孜州道孚縣協德鄉泰寧古鎮,帶著悠遠的人文歷史氣息驚現于大眾視野。

    8月最后一天下午,“南絲路”科考團翻山越嶺抵達道孚縣協德鄉泰寧古鎮。雍正年間年羹堯所筑的泰寧古鎮城墻遺址,以及土地廟殘墻、山陜商人或商或居兩百多年歷史的老陜街,道孚縣文廣旅局工作人員介紹當地居民民族元素夾雜相融的獨特名字,甚至逢春節等傳統節日登上附近“神山”向東朝拜的習俗等,都讓專家們對古鎮的人文歷史興奮不已。

    寧靜古鎮的街村,一塊牌子上的“關帝廟”仨字,讓走過的人知曉,看似普通的土墻內,是清初到此經商的山陜籍商人所建的漢式建筑關帝廟。木板上的說明文字顯示,村人在這里舉行議事、祀神、聚餐等活動,關帝廟內的戲臺還上演川戲藏戲等表演。殘留有兩堵傾頹土墻的關帝廟遺址和古樹,讓專家們逗留了許久。

    就在大家遺憾關帝廟沒留下更多遺跡時,一位家住關帝廟旁的藏族女子,得知科考團考察遺跡時,急急跑回家拿出六塊損朽的長木板和一些短木柱,專家學者們用長木板拼出了“萬家生福”字樣。板左側刻有“恩憲 西翁公祖大人武 德 軍門老大人陳”幾行字,右側上書殘缺字樣 “十三年四月初八日”,落款則為“眾街民等叩建”。雖字跡殘缺不全,但題記字樣和短木柱上的魚、龍等紋刻,無不述說著關帝廟的歷史和彼時古鎮街村發生的“恩憲”大事。

    從事地方人文與歷史、地理和非遺項目挖掘與保護等研究的學者言,泰寧壩子是商品流動和駐軍守邊產生的民族遷徙帶來民族交融的一個縮影。關帝廟遺址顯示其按照漢地規制修建,但它又借用了格薩爾王的傳說和形象,融關公與格薩爾于一體,既顯示出民間商貿交流和民族遷徙流動在當地的變通適應,也顯示出漢藏文化歷經歲月磨礪的融雜一體。關帝廟墻體的夯土形態及構成和土地廟各異,顯示二者建造年代不同。推測土地廟早于關帝廟出現,年代可能與年羹堯駐軍筑城大致同期,為所駐漢軍所用。關帝廟則晚很多,更多為商賈和稍后定居此地的漢族人所用。

    除了關帝廟老墻和新發現的漢字題記木板,縣文廣旅局相關工作人員介紹說,道孚還有茶馬古道著名標志之一、《格薩爾王傳》所載的亞拉神山(亞拉雪山),騾馬駝隊川流不息的大隘口碎鞍嶺遺址,碎鞍樹的民間故事仍在流傳,更有雍正皇帝賜建的惠遠寺大殿門上鐫刻的九龍九獅浮雕等,這些都是古絲路道孚沿線漢藏民族融合的實物,給專家帶來很多探討的話題。

    科考團研究地方歷史和藏羌彝走廊的專家推測,泰寧作為康定西來第一城,是元明時期重要的軍事、經濟重鎮。陜西人自元代隨忽必烈軍隊入藏,或屯墾,或經商,成為開拓藏族地區商道的重要力量。他們在泰寧經商,屯墾,興街設市,發展生產,亦將陜西關帝信仰、飲食習俗(花饃饃)及語言等帶到藏區。清雍正元年(1723年)因羅卜藏丹津之亂,清朝廷在此設惠遠寺,由七世達賴駐錫。年羹堯筑土城,遂成為軍事城堡。隨著漢藏民族交往交流和局勢安定,其城軍事功能漸被城鎮功能取代,大批屯墾士兵轉為民戶,民族交融密切,成為縣城之規模,故設置了縣衙、土地廟及城隍廟等公眾空間。因當時漢族人中多陜西人,為凝聚鄉情、開展聯系,設置陜西會館(關帝廟)。隨著漢藏交融,陜西會館不僅成為陜西人的精神家園,也成為當地藏族人祭祀格薩爾的場所,因此,格薩爾也被供奉會館中。

    會館這種由同籍聯系的商業職能到地方事務公眾空間的轉變,發生于清代咸豐以后,可以說,此為清代典型的漢藏文化交流的典范。匾額來自會館,加之文字內容可以解讀出四種內涵,一是陳軍門,武西翁應為清代人,獲得朝廷封贈,故有“恩憲”二字;二是二人系當地軍事長官和地方鄉紳,為地方發展做出貢獻,故得到街民愛戴;三是二人系漢族人,且為陜西會館首事,故將此匾懸于會館;四是“合街民眾”共同所贈,其中是否包含藏民,據會館同時供奉關公及格薩爾來看,會館已成為漢藏民眾的共同信仰場所,因此街民中應含藏民。

    由此可見,陜西會館乃至乾寧在元代以來,其城市興起經歷了由藏村到漢街,到軍事之城,再到建制縣的功能轉變。其人口變化經歷了由藏族到漢族軍事移民,進而到漢族商人,再到漢藏融合的轉變。變化中,雍正筑土城和設惠遠寺是其轉變的重要節點,而漢族人的到來是奠定泰寧古鎮人文現狀的基礎。或言,泰寧古鎮是解讀元代以來甘孜藏區漢藏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動案例,也是“絲路甘孜”盛開的一朵美麗格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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