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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飾上的精神印記

    甘孜日報    2021年01月22日

       ◎張春文

       楊鵑國認為,苗族(紅苗、黑苗、花苗)婦女裙裾上的線條,就分別代表了苗族遷徙所經過的河流和重要的山路,甚至能辯出哪條線代表黃河,哪條線代表長江,哪條線代表嘉陵江,哪條線代表洞庭湖,哪條線是指向西南的山路。背牌上密擠的回環式方形繡紋、水紋和棱形紋飾,則代表的是北方的故土,那里有田畦、阡陌。圍腰上有形若刀槍劍戟弓弩的紋,被看作是先祖使用的兵器。如此等等,都是先民戰爭遷徙及生息發展的歷史記錄,正如苗族古歌中所唱:“……衣衫上的花紋就是羅浪周底/圍裙上的線條就是奔騰的江河/他們又想起曾經住過的房屋/他們又把這些景致做成披肩/把這些披肩拿給年輕的男子穿/他們又記起那些開墾出來的田地/他們又把那些景致繡在圍裙上/他們把這些裙子拿給婦女穿……”

       用服飾圖案反映戰爭和遷徙,不是后輩子孫刻意所為,而是先民在遷徙途中就開始使用的記錄方法。這種情況在苗族古歌中多有反映:“我們天天奔跑日夜游蕩/不知哪里才是落腳的地方/讓我們摘下花朵插在姑娘頭上/讓我們割下樹膠染在阿嫂的衣上/讓我們把涉過的江河畫在阿媽的裙上/不要忘記這里是祖先棲居的地方……”當時婦女們用樹脂在衣裙上匆匆繪下的故土景像和遷徙路線,是記實的、單調的,有明確目的功利的。如遷徙路線,既是辛酸歷史的映像,更是留給后代返回故里的路標。隨著時間的推移,返回祖地已成為幻想,服飾圖案的功利目的逐漸被象征意義、思想意義、尋祖心理所取代,就成了一種文化符號,并在代代相傳中融進了更多的道德倫理和審美情趣,其構圖、疏密、虛實、明暗、空間布局、色彩強弱等發生了或多或少的變異,變的更加抽象了。

       以戰爭和遷徙為內容的族源歷史僅是服飾符號的一部分,更多的則是來自于創世史詩、神話故事和原始宗教的傳統意識。這些傳統意識往往表現為圖騰崇拜、神靈崇拜和自然崇拜。

       像其它地區的少數民族一樣,棲居于橫斷山的眾多民族的先民都有自己的創世之說,起源之說和生命之說。那些關于人祖誕生及繁衍歷程的神話傳說,雖紛呈異彩、各有不同,但都有這樣一個共同的模式:人祖最初起源于某種動植物或某種物體,并在繁衍過程中與之發生著特殊的關系。這樣,某種動植或物體就被視為祖先、親族和保護神而受到虔誠的崇拜。因為原始人面對龐大復雜的大自然,不能解釋其神秘莫測和各種現象,也不能解釋自己的生死、病痛和夢寐,總以為冥冥中有不可捉摸的力量在主宰著世界,于是就產生了萬物有靈的觀念和自然崇拜現象。

       被崇拜的對象很多,有天上的日月星辰、風云雷電,有空中的喜鵲、麻雀、鷹、燕、白鶴、蜜蜂、飛蝶等,有水中的鴨、鵝、魚、蝦、青蛙、貝殼等,有地上的牛、虎、獅、狗、鹿、羊、馬、猴等,有樹木、花朵等各類植物。這些被崇拜的動植物或物體的形象不僅被供于祭壇、繪于肢體,也被彩繪、刺繡、臘染、鑲拼于服飾上,以表示人的敬畏和感恩。如彝族人,他們有人類先祖最初誕生于葫蘆的說法,視葫蘆為靈物,所以有的老人喜歡在胸前佩掛一個小葫蘆。再如納西族,他們的祖先認為人的生命的誕生與一只大母蛙有關,因而就喜歡穿戴一種蛙形的披肩。披肩上刺繡有七個星狀圓盤,也是緣于他們的創世故事:很久以前天上八日并出,曬得人死草焦,有一個身披水鳥彩羽的納西少女勇敢地戰勝了毒日,卻犧牲了自己,為紀念這位少女,人們把七個太陽的圖像用彩線繡在了披肩上。在苗族的創世史詩和神話傳說中,有這樣的說法:楓樹生了蝴蝶媽媽,蝴蝶媽媽又生了人類及一切動物和日月星辰,之后才有了兄妹合磨、賽馬成親、姜央射日月之類的故事。所以,楓葉就被視為生命之源、萬物之母,許多刺繡、蠟染或編織的花紋,都緣于楓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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